李达的最后十四年

,中国早期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从湖南大学校长任上调任武汉大学校长,治校期间拨乱反正,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力图将武汉大学建成一流大学。然而文革来临,这位红色教授因为正直和耿介受。

63岁的李达来武汉大学主持校政,人们对这位久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欢迎。他态度诚恳,礼贤下士,被尊称为老校长。

李达1953做武大校长到1966年去世,这一时期,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中发动一连串批判和斗争,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教育界也风云变幻。

用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的话说,“当时整个中国和武大出现了一个极左路线,而李达的思想体系跟这个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学,都得实线年的教育大革命,对教育破坏极大,李达极力反对。”

1957年中,李达是著名的反右权威,发表过系列反右檄文。但他反对在学生中抓。他招贤纳士,罗致人才,即使是划为的专家教授,也请来武大,委以教学和科研重任。当时著名有机化学家、曾国藩之曾孙、大名鼎鼎的曾昭伦,也被李达邀请来武汉大学任教,组建化学教研室。

1961年,李达终于找到机会发言。会议上,他指斥这一时期武大教育的失败:青年助教就担任系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总支书记总揽教学行政大权不对;校办工厂搞生意也不对,开口就讲赚了几十万,大学不是做生意。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面胡作非为,“我们有责任”。

那年夏天,李达在庐山休养,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来看望李达。杨秀峰是资深的人,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与李达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也是李达的好友。他此行目的是为即将出台的《高教六十条》征询意见。李达坦率批评了“教育革命”,并建议实行校务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这些意见成为了《高教六十条》的重要内容。

听说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李达认为这是个极其主观唯心的口号,并与来汉视察的当面争论起来。

李达与在上海党的“一大”结识,他比大三岁,双方友谊深厚,李称毛润之兄,毛称李鹤鸣兄。曾盛赞李达是“有两大板斧的李逵”。梁启超、张东荪、胡适、江亢虎都挨过他的板斧,称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曾认认真真读过十遍,书中满是批注。

1960年,国家经济遭遇严重困难,民不聊生。他的《理论战线》经营惨淡,不得不奉命停刊。他一语道出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得好!刊物还是小事,人们连饭也没得吃了!”

1963年,刘仰峤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拟把已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再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这些人不懂教育,不宜重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直截了当地告知李达,“这是省委的决定。”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组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

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以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4月份,氛围越来越不对劲,李达担心又有政治运动来临,决定全家离汉去京,却得不到允许。接着李达发现自己已被软禁起来,妻子石曼华给女儿李媛媛买双鞋也有人跟着。李达仍未在意,对石曼华说,“怕什么?要是有什么责任,我校长一人承担就是。”

4月10日,广州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中南局领导在讲话中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李达被点了名,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也被点名,中南局与湖北省商量向武大派驻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媏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汇报的材料以写信的方式送达省委。王任重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批斗,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十几万人来武大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会聚武大,喧闹半月之久。

89岁高龄,现住在北京崇文门,回忆那段往事,忍不住老泪纵横。往事无法淡忘,李达的惨死成为她心里的堵心事,不时长叹一声。

7月29日,工作队陆舒媏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央毛主席收”。

7月18日晨离汉回京。就在头天晚上,当时的湖北省委在东湖召开常委会,一举通过《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8月10日,才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众组织的冲击,从此自己身系冤狱近8年。

2个多小时的会上,王任重声称鉴于李达和的关系非同一般,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对于“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前两次均未表态,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7月中旬,酷热难当,批斗也达到高潮。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达居所的上方,批斗广播从不间断;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涌来的群众包围高叫“打倒李达”;甚至有农民一上来就要用锄头把李达打死;还有曾受过李达批评的邻居老师,直接跑进书房来,指着李达的鼻子骂娘。

76岁的李达常感“头顶发麻”,心力衰竭。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

8月上旬,他感到极度虚弱。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

8月13日凌晨5时,石曼华听到一阵响动,她跑进卧室一看,李达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喷溅到墙上。

9时,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却遭到工作队拒绝。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他曾对石曼华说,如果病好,就一起离开武汉大学,到北京见毛主席,向他告状。他最后一次向庄果请求去医院治疗,仍未被准许。他悲愤交加,说:“印度战俘有病,也会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就算把我当敌人,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也应当让我治病。”

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长森等人送他去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允许夫人石曼华陪同。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在医院三天,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人捎带些牛奶,也不被允许。8月24日,李达在无一亲人陪伴的情况下含冤死去。25日,遗体被火化。

30年,根据中组部的指示,骨灰才从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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